2015/07/07瑞士华人旅游联合总会 黄正平

渐渐地，我成了司汤达的粉丝。那次里德之行，听杜邦市长这么一介绍，好像司汤达就在身边经过似的，不禁勾起了我对他的追思。从此我更留意起司汤达的足迹。

每次到巴黎，有机会就想去看看他的东西。他的墓地众所周知，在市中心的蒙马特公墓。他的墓碑铭也是无人不晓，这是司汤达本人用意大利文写的：Arrigo Beyle，Milanese，Visse ，Scrisse，Amo（亨利•贝勒，米兰人，活过，写过，爱过）。字里行间透着对意大利的热爱，但毫无疑问，这也反映了他对法国、法国人的厌烦。对他来说，爱国主义这个词肯定是不存在的。前几年，法国人把大仲马请进了先贤祠，我心里就嘀咕：司汤达地位应该不在大仲马之下，怎么没进呢？也许这和司汤达的“不爱国”情绪有关？

司汤达旧居中比较难找的是写《红与黑》的原址。按有关材料的介绍，司汤达1828—1830年，即《红与黑》写作和发表的年代，住在黑石榴路（Richelieu）69号，离卢浮宫不远。可到那里一看，楼房大门上没有任何标志，心中怀疑是否搞错了。

后来陪一个朋友去看，还是他眼尖，在经过61号（离69号大约50米）时，发现门上有块已经开裂的大理石牌子，上写：司汤达1822年至1823年住在这里，他在本街69号写了《罗马漫步》和《红与黑》。这让我们高兴了一阵。但我们弄不明白为什么这块牌子不放在它应该放的地方。问了一个从楼房里出来的住户，他也摇摇头、摊摊手，表示不知道。

还有一次，因为公务去格勒诺布尔，那里是司汤达的出生地。陪同的是在里昂工作的罗纳-阿尔卑斯大区政府的外联部主任。车上我问起她司汤达故居的事，她说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司汤达是格市的人，惭愧惭愧！她马上拿出手机上网一查，说，“对，对，没错，是在那里出生的，但找不到任何有关故居的情况”。其实我是有备而来，袋里揣着司汤达旧居的地址，所以也不再问她什么。

吃午饭时，邻座是当地政府的官员，六十来岁，是格市的原住民。跟他讲起司汤达，他来劲了，从司汤达的外祖父讲起，说他是当地有名望的医生，医术十分了得，等等。等到饭吃完，他才刚开始讲司汤达的父亲，说父子之间如何如何不睦。可是这时要出发去开会了，只好打住。

这天会议结束得比较早，我拿着一张地图便去找司汤达的旧居去了。从地图上看，那条路是在老城里，距离不远。一路上发现格市确实以司汤达为傲，有司
汤达路、司汤达咖啡馆，等等。

进了老城，小街弯弯曲曲，错综复杂。转了一下，又回到来的路上。我正犹疑间，见两个巡逻警察骑着自行车过来，忙上前向他们打听。其中一个指着不远处一座街心喷泉说，过了喷泉，左拐不远就是。到了那里，在一家门楼上果然看见一块牌子。但仔细一看，才发现那不是司汤达的出生地。上写：贾翁大夫的公寓，司汤达的（外）祖父。 心想，做名人真好，连上两代的人都要一起被纪念了。

又问了路人，再拐了两个弯，总算找到我要找的地址。门上是一块金字大理石牌子，上写：谨纪念，亨利•贝尔（司汤达），1783年1月23日生于这座楼房里，1842年3月23日卒于巴黎。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，这真是个“旧居”：破旧得很，看来有很长年代没有被修缮了。联系到那个警察都把两个故居搞混了，不禁怀疑格市的人是否真的把司汤达放在心上。不要求一座名人故居金碧辉煌，但至少也应当像个样子吧。

再看那房门紧闭，没有任何有关参观的信息，里面看来不会有纪念馆之类的设施，我只能打道回府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格市有个专门的司汤达博物馆，存有司汤达故居的一些器物和他的一部分手稿。容当下次去再看了。

其实，对名人故居的淡化处理在欧洲是普遍的现象。拿我所住的日内瓦来说，有多少名人来住过，却很少作什么故居处理。

司汤达本人对日内瓦似乎也情有独钟。他时常在那里逗留，还对日内瓦的历史宗教、风土人情作过系统研究，号称日内瓦专家。在他的《一个旅游者的回忆录》里，日内瓦人被描绘成严肃、勤奋、认真、讲逻辑，同时又小气、斤斤计较。他举了不少例子，我引用其中一个：你与一家公司做了一笔三十万法朗的大生意，一切结算都很公道，没有任何矛盾。十年后，你又与这家公司打交道，公司老板会告诉你，在十年前的那笔生意中，你忘了向他支付最后一封信的邮资，它值七分钱。“日内瓦人做生意就是这样干净、精确”，司汤达总结说，“你完全没理由不放心”。

即使这么一个与本城关系紧密的重要人物，在日内瓦也找不到一个有关他的纪念物。

再回到Z市长访问里德村的事。那天中午，由里德政府招待，在当地一家乡村餐馆吃便餐，主食是当地产的烤野山羊肉。餐后，代表团便启程，翻越大圣伯纳山口，前往米兰。这正是当年拿破仑、司汤达走的路。我心想，踩过井冈山之路的中国人终于也追寻起司汤达的足迹了。